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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德月论重庆大轰炸期间的人口变迁-抗战英雄儿女联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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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重庆大轰炸期间的人口变迁-抗战英雄儿女联盟


内容摘要:抗战时期,重庆作为陪都,人口流动频繁,人口变迁迅速。而日军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对重庆的大轰炸,对重庆乃至整个大后方的人口变迁产生了巨大影响。它加剧了人口进一步流动;使男女性别比例进一步失衡;恶化了生活、生存、居住条件;促使人们改变婚配观念;促使国民政府改变人口政策,等等。
关键词:抗战;大轰炸;人口变迁
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,日军对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疯狂的轰炸,史学界称之为“重庆大轰炸”。据统计,日军共出动飞机9513架次,投弹21593枚,炸死约12000人,炸伤约14000人,毁房2万余栋。日军对重庆轰炸,其数量之多,规模之大,手段之毒,损失之重,世所罕见。其滔天罪行,罄竹难书!然史学家们多从其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方面探讨其恶果和影响。本文从重庆大轰炸和重庆人口变迁关系的角度入手,来探讨大轰炸这五年间,重庆乃至抗战大后方人口变动的状况及其影响。
一、大轰炸前重庆人口状况
20世纪30—40年代的重庆主要指重庆市(今日主城区)及周边卫星城市(诸如璧山、北碚等)。明末清初,战乱使四川人口锐减,“湖广填四川”之说确有史可考。民国《巴县志》卷十载:“自晚明献乱,而土著为之一空,外来者九皆湖广人”。到康熙六十一年(1722),重庆人口(非仅指城市人口)已达111854户,约56万人,占四川全省的19.34%。嘉庆二十五年(1820),重庆府人口空前增多,已突破300万人。清宣统二年(1910),重庆人口已达1358972户,人数为6928451人。[146]
1891年,重庆已作为商埠对外开放,外来人口开始增多。1895年,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,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《马关条约》。其中内容之一为重庆作为通商口岸进一步对外开放,重庆成为列强魔爪沿中国长江伸向内陆的最西端。《马关条约》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,更加剧了重庆人口的变迁。其主要表现在重庆城市化步伐加快,商业贸易频繁,农村流入城市人口猛增,农业商品化程度提高,而流入重庆市的农业人口主要从事商贩活动,季节性较强。
清末时,因社会动荡,战争频繁,人员流动大,重庆没有可靠的人口统计数据。王笛先生根据嘉庆十七年(1812)到宣统二年(1910)巴县人口由218779人增长到990474人,推算出年增长率为15.5%,再根据有史可载的道光四年(1824)重庆人口为65286人来推算重庆历年人数,其结论为1900年重庆人口约为21.4万,1905年为23.1万,1910年为约25万,人们进而推算如下人口数表:
1910到1926年间的重庆人口估计数

笔者不敢赞同这些数据,尽管在数学上这是比较科学的方法。但人口增长不是数理上的理想状态,更何况巴县和重庆城区是两个概念,城市流动因素大,人口数量变动快。
1927年到1937年重庆市人口变化数据分别为:1927年为208294人,1928年238423人,1929年232993人,1930年253899人,1931年256596人,1932年268992人,1933年280449人,1934年369396人,1935年379058人,1936年471018人,1937年475968人。[147]而有些数据与《重庆市志》第一卷的相关数据有出入,如后者记载:1934年309997人,1935年428801人,1936年451897人。虽然各自人数有些出入,但笔者分析误差尚在正常范围,都说明了这十年间,正值国共对峙,列强侵华,华北沦陷,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之时,重庆位于西南一隅,尽管也有军阀之乱,但尚属人口生息、游民避难的理想场所。故除1929年例外,人口逐年增加。
抗战爆发前,重庆人民因列强盘剥,军阀混战,自然灾害等原因,生活与普通城市无异。钱德月而居住环境则因重庆为山水之城,多土木结构的吊脚楼,故火灾时有发生。抗战爆发前后,影响重庆人口变迁的因素一为人祸,二为天灾。人祸主要是列强和军阀所为,天灾主要是瘟疫、火灾和旱涝等。但人口变迁有规可循,人们生活比较稳定。
1937年“七·七”事变后,全面抗战爆发,重庆市人口为473904人[148],增幅亦在正常范围。同年11月,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乘船抵渝,为长期抗战的需要,国民政府陆续迁至重庆。国民政府迁渝,带动了重庆人口的激增,而重庆大轰炸更加剧了重庆人口的变迁。接下来的几年,重庆可谓中国人口变迁最复杂的区域。
二、大轰炸时期的重庆人口变迁
(一)大轰炸促使国民政府改变人口政策
1. 鼓励生育政策
1939年11月27日,针对大轰炸后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严重的现状,国民参政会21名参议员联名提出《奖励生育,确立人口政策以维国本案》,行政院12月2日批复相同意见。其中有采取多项措施保持人口数量和性别平衡。而1939年正是日军重点轰炸重庆,造成人员伤亡最惨重的一年,因而在这种背景下,国民政府出台了此政策。不能说二者不无关系。
2. 人口迁徙政策
笔者认为,重庆大轰炸是华北华东沦陷后日军对内地侵略的继续,为保存抗战实力,减少伤亡,长期抗战,国民政府的人口迁徙政策也是具有连续性的。华北华东沦陷时,政府就组织一些工矿企业,学校机关迁往大后方。重庆遭袭后,政府又组织这些单位搬迁到郊区及周边卫星城镇。同时,每年雾季一结束,政府大规模的组织市民下乡躲避轰炸,雾季开始后,市民又陆续返回。故政府的人口迁徙政策也促进了当时重庆城乡人群的交流。
为了控制市区人口增长,以备更好地应付日机的空袭,国防最高委员会于1941年发布命令,要求3月底前重庆居民重新登记换发居住证,以后无证者强迫疏散出重庆市区,至3月7日统计,申请居住证的居民共342521人。
3. 难民救济政策
1937年1、2月间,重庆警察局统计,重庆街头冻死饿死灾民2870人,是年3月大批灾民继续流入重庆,结队索食,上旬饿死在路边的就有700余人。2月和3月由警察局掩埋的饿倒路边的死尸即达3800具。大轰炸前就有此惨象,大轰炸期间更是雪上加霜。国民政府在1939年3月令“中央、中国、交通、农民四银行沿渝川黔路两侧修建平民住宅。市政府社会局划定江北、巴县、合川、璧山等县为疏散区”。[149]大轰炸的直接后果是难民大量涌入街头,惨不忍睹。加之自然灾害和其他原因,其他地方的难民涌入,重庆虽然是当时抗战的首都,实际上也是充满战争血腥的人间地狱。
鉴于此,3月1日,国民政府批准《重庆市紧急疏散人口办法》。是年5月5日,重庆各机关设置空袭联合办事处,赈济委员会拨款法币100万元,急赈受难同胞。1940年8月19日、20日,大轰炸导致万人无家可归,国民政府特拨赈金法币100万元,救济灾民并指示紧急疏散。赈济金制度遂成定制。
(二)大轰炸直接导致重庆市民伤亡严重,居住条件恶化
1938年2月18日,日军飞机第一次空袭重庆,在广阳坝及江北石船等地投弹12枚张振朗,炸伤4人,毁房2栋。1939年全年日机59批809架次空袭重庆达30多次,据统计,投弹2213枚,人员伤亡9416人,其中死亡4437人,重伤4979人,毁房4827栋,4012间。1940年,人员伤9643人,死4232人,重伤5411人,毁房6955栋,22197间,1941年日机165批3218架次袭击重庆72次,投弹5880枚,炸弹5005枚,燃烧弹875枚,造成人员伤亡4896人,其中死亡2455人,重伤2441人,损毁房屋5668栋又10876间[151]
大轰炸直接导致人员伤亡外,还有1939年5月,导致震惊中外的“五三”“五四”大惨案,创造了二战史上一次轰炸造成人员伤亡最多的纪录,同时1941年6月5日的大隧道惨案,人数无法确切估计。另外因战争造成的流民,以及这些人员的伤亡情况,数据也无法统计。
重庆是山水之城,人们的住房多是泥木结构和竹木结构,本来就容易发生大火,如《重庆市志》载:“1924年8月26日,重庆大火延烧至29日,毁商店、住宅2000家”,“1928年4月19日,重庆大火受灾者7000余家”,“1930年8月,重庆储奇门大火,灾区2万平方公里,受灾者达万家”,“1931年12月22日,重庆千厮门大火,延烧1000多户,焚死200余人”,“1937年2月19日,石板坡大火,受灾400余家”等等。再加之重庆房屋高低交错,十分密集,一处着火,极易顺风蔓延,低处着火,旋即蔓延高处。日军在轰炸重庆过程中,还别有用心的使用燃烧弹,使居民住房被烧(炸)共计1200多幢,财产被毁,最后一无所有,流落街头。
为了解决基本的居住问题,一方面政府出资在川渝沿线修建简易住宅,另一方面人们自己动手修建大量临时住宅。当时住宅的样式多为捆绑竹子和木头搭架子,或者木头架子竹条编织墙,再在外面涂泥,“捆扎房子,只糊了一个表面,造起来又不费工,又不费料”[152],这样的房子既不牢固安全,又没做永久性的打算,稍微好一点的就是砖柱子土墙形式。
(三)大轰炸导致重庆人口性别结构发生变化
1935年到1948年重庆市人口性别比例表
(其中比例数据为男女比,女=100)
由以上数据分析可知,1938至1943年重庆大轰炸期间,性比例一路攀升,再结合当时的社会现象分析,我们可得出大轰炸加剧了性别比例失衡的结论。
究其原因,首先大轰炸中,最易受伤的和死亡的是妇女和儿童,妇女和儿童因体力因素在逃生过程中处于劣势。就心理方面分析,妇女和儿童在轰炸中更容易惊慌失措,遭遇不测。另外,战争期间,很多男人到重庆谋生,加之人们遗弃女婴等因素,故大轰炸期间,重庆男性比例比较高。大轰炸结束的1943年性别比例开始有下降趋势。
而有关区县的性别比例,如永川、巴县、江津、璧山、北碚等地,人口性别比例亦很高。“其主要原因是为防日本侵略军飞机空袭,减少人身伤亡,许多党政机构、大众小学、工矿企业均分散于此,而这些团体是男性人口远远多于女性”[154]。但人口的变化,优化了重庆市区的人口素质结构,改变了周边地区的人口素质,对重庆城市的进程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。
(四)大轰炸加剧重庆人口流动,使重庆人口总量变化起伏较大
抗战时期,由于国民政府西迁,大量的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、文化教育机构、公私企业、外国朝野在华机构随之西迁重庆,使重庆人口数量急剧变化。
据《重庆志·人口志》载,1937—1946年重庆市人口变化如下。

这些数据因为出处不一可能会不一样,还有当时有大量的流民(棚户)没有办法统计。
再由这些数据结合相关史料分析可见:1937年重庆人口数量到1938年猛增,但据《重庆市志》中大事记记载:“1938年11月13日,全市人口为496798人,比1937年增加了2.3万。”[156]。1938年12月,由于武汉、广州的相继沦陷、国民政府在武汉中枢机关及在武汉朝野机构悉数迁渝,沿江沿岸迁渝工厂已经达124家,带来了大量的管理人员,技术人员及家属,这也是1938年重庆城市人口猛增的又一因素。
从1938年的人口数据与1939、1940年的数据对比来看,重庆城市人口大幅下降,减少了10多万人。这是因为这两年因为日本战机空袭频繁,政府采取措施疏散人口下乡。从1938年6月10日起,重庆开始疏散人口,以对付日机空袭,1939年3月底,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成立迁建委员会,决定各机关疏散至重庆周围100公里的范围内。同时,成渝川黔公路两侧80公里的范围划归重庆市区,而大批内迁企业则沿长江、嘉陵江两岸疏散。1939年4月10日,以刘峙为主任委员的重庆疏散委员会成立,1939年5月5日,政府动用各机关公私汽车输送难民下乡,三天时间里,全城疏散下乡人数达25万。1939年12月26日,国民政府重新勘定了重庆市界(市区),面积约300平方公里,人口超过40万。郊区也建设发展起来。1941年2月1日,据国民政府军政部的统计:重庆市有防空壕15个,避难室19个,防空洞664个,掩体38个,共可容纳223695人避难。可见,大量的人员还需疏散。
到1941年,重庆城市人口又速猛增长,这是因为:一是市区范围进一步扩大,故而城市人数增加;二是到这年全国抗战进入相当艰难的时期,日伪区的难民大量涌入重庆,加之全国各地的自然灾害,难民涌入战时首都。同时,由于中国人传统的乡土观念,迁往乡下和市外者的城里人有回迁现象。因此重庆市的人口骤增。
从1941年到抗战结束,重庆人口数逐年增高,1945年时已经达到125万,这深刻地反映了抗战后期,前线抗战的艰辛和战争给中国带来的苦难,难民大量涌入战时首都避难。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:史家称“重庆大轰炸”1938年为“试探性轰炸”,1939年为“重点区域轰炸”,1940年为“全方位轰炸”,1941年为“全面疲劳轰炸”[157]。可谓轰炸一年比一年激烈,而重庆人口却一年比一年增多,这充分表明了同胞们不怕牺牲和坚决抗战的意志和决心。
然而,由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,1941年底由于美国志愿人员组成的“飞虎队”投入对日作战,加之中国空军的发展和防空力量的增强,空中优势已经不在日方,1943年8月23日,日军最后一次轰炸重庆近郊,此后再没有飞抵重庆主城,这也是大轰炸期间重庆人口逐年增加的又一原因。
(五)重庆大轰炸使重庆人的婚配问题突出
首先是结婚的条件差。中国由来注重红白喜事,讲究礼尚往来,然而,残酷的大轰炸使人们生活和生命无保障,使得苦命鸳鸯们只得凡事从简。政府也提倡简单的集体婚礼,从1936年到1949年重庆市共举行52届集体婚礼,其中在大轰炸的几年间,政府尤为重视。1939年重庆第五届集体结婚简则规定,男子以黑色中山服为主,女子以蓝布旗袍为限。1942年11月1日,国民政府内政部在总结前些年集体结婚的经验基础上,结合大轰炸环境的实际,还特别发布《集体结婚办法》,对此项工作予以重视。集体结婚的背后反映了诸多无奈,特别是大轰炸下人们拮据的经济状况,使许多家庭无力操办婚事。更有甚者,战争时代各报刊上也常刊登结婚、订婚启事,简单了事。再更甚者,直接同居,凡事从略。
其次是大轰炸使重庆人结婚率降低。国民政府社会部1940年10月对重庆240户工人家庭作调查表明:可婚人数占68.39%,而实际上已婚的只有55.62%,工人的年开支中,婚丧占总开支的0.62%,大约2.2元。[159]这深刻地反映了大轰炸下,人们疲于奔命,为了生计而无暇顾及个人婚姻问题的悲惨现实。
再次是大轰炸条件下,重庆离婚率高。朱丹彤曾将1939年至1945年《大公报》离婚、解除同居启事作了统计:
1939年17起,1940年48起,1941年70起,1942年181起,1943年265起,1944年244起,1945年169起,[160]由这些数据可窥见大轰炸给婚姻家庭带来极大的不稳定因素,战火频繁,人们居无定所,妻离子散的现象时有发生,使离婚事件逐年增加,1943年是大轰炸的末年,重庆离婚事件是1939年的14倍之多。而大轰炸时期,许多结婚没登记的夫妻、临时夫妻,他们朝居暮散,没有启事公告,虽然没有数据统计,但我们可以推想其分散比例更高。再加上重婚现象也十分严重,给家庭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,也是造成离婚率上升的一个原因。
出现这些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人口的变迁。过去人们的婚姻都是“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”,通婚范围有限,因而婚姻也比较稳固。但大轰炸时期人口的大范围迁移,使不同地区、不同民族、不同生活习惯,甚至不同国度的人们走到了一起。人们打破了旧有的婚配习惯,扩大了通婚半径。当然,这对于提高人口素质是非常有益的,和传统的婚配习惯比较起来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。
(六)大轰炸恶化了人们的生存和生活环境
日军的重庆大轰炸使重庆城市环境污染,疾病流行。重庆本是闻名的垃圾多、污水粪便多、老鼠多的“三多”城市,而大轰炸后,尸体来不及及时掩埋,废墟来不及及时清理,防范工作落后,常常使得疾病流行。以1939年“五三”、“五四”大轰炸为例,“五三”、“五四”惨案发生后,重庆市区开始流行霍乱和痢疾,当时驻守机房街的新兵团因痢疾死亡数十人,[162]
大轰炸下人们的生活环境每况愈下。日机轰炸引起物资奇缺,价格飞涨。比如说水,这是人生活生存最起码的东西,然而大轰炸造成自来水设备屡屡被损坏,重庆市区常面临严重水荒。人力挑夫最多时达3万—4万人,水价一路攀升,1940年时,一担水的价格相当于一吨自来水的价格。[163]再如1941年日机对重庆实施疲劳性轰炸,重庆经常几小时、十几小时处于空袭报警声中,人们惊慌失措。从8月7日,日机不分昼夜,持续了对重庆长达一周的轰炸。8月10日至13日,重庆警报达13次,市内断水断电,人们不得安宁,其生活困难无法想象。
残酷的大轰炸,高涨的生活费用,加剧了战争孤儿数量的增加。据《儿童福利工作报告书》记载:“重庆市区空袭频仍,死伤枕藉,遗弃孤儿,随处皆是。”[164]1940年2月重庆孤儿人数已达2万人左右。重庆市区的一些繁华地段如两路口、海棠溪等地,平均每天可看到一到二个弃婴。许多弃婴无人收养,毙命路边。1942年2月,《新华日报》曾以《抚养弃婴》为题发表文章,文中认为,大多数弃婴是由于战争导致经济困难,父母无力抚养才忍心抛弃。
三、余论
大轰炸对重庆人口变迁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。全国人口和重庆市内人口大范围的迁移,对大后方的工业、农业、金融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。它使中国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得到了有效的调整;使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产业结构得到了提升;同时,重庆市区扩大,兴起了一批卫星城镇和中小市镇,使城市布局更加合理;也促进了大后方教育、社会的大进步。当然,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,带来了前面叙述的一些社会问题。除了以上论据外,还有诸如生态破坏,劳动力缺乏等等。可以说在中国人口变迁史上,重庆大轰炸的影响之广、数量之大、程度之深,也是史无前例的。至于整个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人口变动的规律和状况,以及和重庆大轰炸下人口变动之关系,我们将另外行文加以论述。
来源:抗日战争纪念网